·用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
文_本刊记者 赵灵敏
用工荒始于2004年，几年下来，珠三角的缺工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增长到目前的200万，缺工也从珠三角蔓延到全国多数地区。曾几何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农民工还是召之即来、挥之也不去的物化的存在，不到1000元的薪水、不需要商量就安排加班、不会对工作环境的危险、化学物质的毒性考虑在内，如同自来水，需要时打开即可。到如今，扯开嗓子招工却应者寥寥。短短几年间，沧海桑田。
显然，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民工荒看似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却真实地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分配不公和结构不合理、泡沫严重等诸多严峻问题，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问题，而不是某些部门所说的“用工荒”是局部性、结构性用工短缺那么简单。
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破灭。进而追问，在经历了30年“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之后，用工荒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能否成为以人为本时代的真正开始？
转型的陷阱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至今效果不彰。但从趋势上看，随着各项成本的上升，上世纪80、9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移到国外，中国迟早有一天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毕业，要“腾笼换鸟”，有些产业和企业要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用工荒的出现，这一点恐怕会比预期的更早到来。
对农民工来说，在缺乏正常的劳资谈判机制的情况下，用工荒其实是他们用脚投票、为自己涨工资的一种特殊途径。而对企业来说，一方面在越来越狭小的利润空间喘息，一方面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后社会成员收入要求上升的趋势，转型压力空前。这看起来是坏事，但当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工作，这样就必然减少了企业的利润，而当工人工资待遇的提高慢慢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企业想要继续生存，就不得不做出改革，提高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利润。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欧美国家所经历过的过程。
这是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看法，道理上似乎无懈可击，但经济转型真的是这么简单、这么一马平川的事吗？坏事真的这么轻易地就能变成好事吗？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去后，用什么来填补留下的空白？一直的说法是，要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从粗放模式转为更精致的“集约型”经济，或者用迈克尔·波特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中的概括，就是应当及时从“投资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波特看来，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或国家成功地从投资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阶段。即使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否完成了转型，波特都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
经济学家汪丁丁就认为，中国可以尝试，但成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0%，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个转型，它们停留在大规模生产的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然后，人口老化，永远停留在老龄化之前的发展阶段。
日本为什么会失败呢？有学者就认为，日本的制造业在1980年代初发展到巅峰。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战略，将投资方向引向房地产，与之对照，美国的投资则开始投向了支持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正是这样不同方向的选择导致了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大相径庭的发展。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一个从社会文化导向、企业制度、人力资源类型和管理制度等都是为二次创新服务的社会结构中，在一个缺乏鼓励冒险，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中，不仅政府不会主张将二战以来在传统制造业中获得的剩余，投向充满风险的高科技领域，即使政府这样决策了，社会和企业也很难做出同样的反应。
对照中国的现实，房地产同样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产权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使得鼓励冒险，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迟迟不能建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在追求政绩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对招商引资的路径依赖，对扶持本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兴趣缺缺。“引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已经把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目的极大地扭曲了，把很多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权利给剥夺掉了。比如珠三角，已经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庞大，回报也最丰厚的地租经济，曾在一些地方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集体经济，基本都退缩为了集体出租经济。这完全妖魔化了经济发展的路径。
而从大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的经验看，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投资中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无论最大化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出现在溢出效应中获得构成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跃进，显然任重而道远。
“以人为本”的新时代
而与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可能更滞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极其匮乏，那时发展经济首先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因此，突出“物”、强调“物”，是必要的。但逐渐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甚至是追求GDP的增长，似乎从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变为了目的。“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成为一些人典型的思想特征。
于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推动整体的发展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而被牺牲者总是特定的某一些人，这更成了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吊诡。中国要建三峡，移民100万也成功了，这100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再如国企改革，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中国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这在别的一些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国成功了，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反复伤害特定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目前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
因此，实现从“见物不见人”的粗鄙经济发展伦理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跨越，是中国下一步经济社会改革的应有之义。而“坚持以人为本”，是2003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当时好评如潮，但后续的发展基本上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也带来了人们对幸福图景的再次审视。
但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准，不是看这个社会打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旗号，而是看这个社会制度能给劳动者什么地位，给公民们什么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社会很不公平，那么任何主义都是虚伪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人民是庶民、草民，是无所谓尊严不尊严的凡夫俗子。而今天，尽管“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我们的社会对广大的弱势群体，不公平的地方仍然太多太多。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它们之所以现在有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格局，那是通过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300多年的斗争——其中不乏流血冲突，此外还有这1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政党、派别、工人组织不停施加各种影响才争取到的一个结果。对中国而言，当农民工还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候，老板对他们的尊重恐怕只是个人的修养所致，难有普遍性，但当用工荒来袭，老板要想尽办法挽留员工时，人才会真的变得很宝贵，一系列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制度和安排，才有了现实需要和强有力的推动。
一直以来，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没有各种福利保障。用工荒的出现也许会让沿海地区政府主动给予外来人口一些应该具备的权利，外来人口受到歧视的日子，可能将要结束，中国原来的户籍制度也许因此而破产。而在城市，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导致的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可能会使保姆和教授赚一样多的美国式图景在中国再现。届时，“以人为本”、“人是最宝贵的”这类目前看起来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的理念，才可能真的成为现实。
但是，用工荒的出现只是一个节点，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保障，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都可能沦为一句空话，而不会自动到来。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我们需要改革分配制度，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普照全体人民；需要创造条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改变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现象；需要政府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到那时，全社会引颈呼唤的那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才有了实现的可能。（编辑：小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