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改造方向处于争论之中
暨济箱包城商会会长周乐喜5 年前买下了属于自己的铺位
汉正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依旧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空间格局
90年代初在汉正街市场里等活的挑夫
争执
按照官方思路，汉正街必须要进行提档升级。
如何升级？通俗地说，就是要做到“四个转变”：市场主体上，由个体户变企业，目前工商部门在汉正街区域已不再核发个体工商户执照；市场形式上，由批发市场变成现代商城，统一物业管理；交易形态上，由现场、现金、现货的“老三现”变“新三现”，即现代化的电子商务、现代化的商贸一体和现代化的远程批发；历史文化上，汉正街文化由概念变实在的元素，选取有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复原明清风貌。
汉正街该往何处去？每年武汉“两会”上，这个问题都会以不同形式被提出。但方向在哪里，并没有共识。争论之中，生意照旧。
传统的城市环境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艰巨而普遍的难题。问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往往更乐于忽视它、绕开它。于是，发展的滚滚车轮往往还来不及判断，就已经别无选择地冲过了十字路口。而发展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如果就像扳道岔一样改变汉正街的运行轨迹，往往需要一个契机。
今年1月17日，汉正街西端的一处门面失火，造成14人死亡。火灾成为引爆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武汉市代市长唐良智考察后说：“不看则已，你看了一定睡不着，随便一点火星就报废了，你跑也跑不掉，所以一定要下决心。”
但刘富民、胡波与很多商会的会长们并不认同政府的逻辑。“武汉广场不也是现场、现货、现金交易吗？为什么那里没有着火？”胡波说，“汉正街64个专业市场都没有发生过火灾，着火的是那些老市场、由居民户改造的铺面。这是一个市场管理的问题。”
2005年末，汉正街上一处作坊因机器超载引发大火，随后政府陆续将6000多家服装作坊迁到了区外。自此，汉正街的生产功能被剔除，再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但是，今年“1·17”大火恰恰是发生在一处小作坊内。“为什么这种服装作坊又回来了？为什么没有人追究监管的责任？”胡波说。暨济皮具商城商会会长周乐喜说：“我们支持改造、防火检查，但是反对搬迁市场。”汉正街有1600户物流公司，但是其中有证的只有500户，无证经营一直得不到处理。而假货多的问题，商户认为这是工商部门的职责，跟搬迁无关。
对于防火、交通的改造尚属市政范畴的城市更新，但是对于交易形态的改变则触及到了汉正街的商业模式。政府希望借助整顿市场，改变“现场、现货、现金”模式，从本质上把汉正街从一个“乌烟瘴气”的传统批发市场，改造为一个井井有条，结合现代物流、仓储甚至电子交易的新型商业。
硚口区区长胡勤华认为：“如果我们总是拘泥于《人民日报》1982年8月28日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这样一个调子，不重新来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未来汉正街肯定是没有出路。”
但很多商户认为这样的改变不切实际。“汉正街绝大多数的商品针对的是农村低端市场，客户是那些集镇上的小老板。他们下一次单，几件、几十件，看中了就拉走，卖完了再来，既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如何让他们适应新的交易模式？”周乐喜说。
尽管汉正街的税收与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高，但商户们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社会价值，不该用GDP来评价汉正街。“汉正街吸纳了大量的低端就业，一个商铺就是一家子的生计，是社会的稳定器。”胡波说。汉正街目前约2.6万商户，按照每户5人计算，就有约13万直接从业者，而为商户们服务的卡车司机、扁担工、餐馆、物业公司的人数还会继续放大。
刘富民相信，汉正街市场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历尽劫难但生命力顽强。“乾隆时期，一把大火烧了江边上百条货船，汉正街没有倒；1938年武汉保卫战，汉正街又被日本人烧成一片灰烬，后来一样开市；1944年，中美空军反攻把街上老三镇市场炸平了；到‘文革’时候，小商人成了投机倒把的犯人，汉正街依旧不死，还有人做地下的生意。活跃的市场不是靠人为规划出来的。”
这种不信任与不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商业环境与小商人命运的焦虑。“我们的利润本来就薄，现在各种税收、负担费用摊派越来越重。”刘富民叹了口气说，“每年我被摊派的订报费就有5000多元。”
角色
心绪不宁的时候，刘富民会去看望一下“选哥”——汉正街上的标杆人物郑举选。
今年71岁的郑举选已经退出市场多年，在汉阳一处临湖的小区中颐养天年。他目不能视，戴上一副墨镜，身板健壮，生意响亮，花白的头发梳到脑后，仍有大哥风范。郑举选一生命运多舛，而他的经历，也体现了汉正街辉煌时期的商业模式。
“说好听的，我是做小买卖的；说的不好听，我在汉正街讨了一辈子饭。”郑举选对我们说。
1940年郑举选生于汉阳县侏儒乡下。6岁那年，因为乡下闹天花，他的兄弟姐妹夭折。郑举选虽活了下来，但却伤了眼睛，年轻时还能轻微看见东西，几经折磨后，就彻底失明了。
1946年郑举选随父母从乡下迁居到汉正街。因为眼睛不好，他也没读过什么书，十六七岁就跟父亲摆摊学做小生意。“我是残疾人，几乎没在单位上过班，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就想摆小摊，自食其力，做一个平常的生意人。”郑举选说。
上世纪60年代初，汉正街还保留着商埠风貌。虽然商品奇缺，但做生意并不违法。街上有3000多户商铺，郑举选也有自己的营业执照。“那是我第一个身份——小商小贩。”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郑举选的小商贩“身份”就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为了吃饭，郑举选不得不偷偷摸摸继续他的地下生意。他拄着竹蒿子，挎一个包，里面装点纪念章、五角星、线索子、花边、气球等小玩意，在街上晃悠。有人买就碰一下膀子，三言两语成交。“和我做生意的很多都是盲人，不能算命，不能唱戏，不做点小生意就只能饿死了。”郑举选的地下生意自然瞒不过“打办”，家里多次被查抄，他也经常被拉到学习班接受处罚和批判。“这时候我的身份是‘残渣余孽’。”郑举选说。
郑举选是个讲义气的人。在学习班和看守所，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下来。“和我做生意的都是可怜人，我怎么能交待别人。”他的问讯笔录里总是那几句老话：“货从哪里进的？”“街上进的。”“都卖给哪些人了？”“看不见，不认得。”“赚到的钱呢？”“滚到货里去了。”“货呢？”“被你们收了。”郑举选在汉正街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都知道有一个硬气的“麻瞎”。
学习班里也有被枪毙的“班友”，罪名是倒卖票证、金额过万。郑举选对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说，为了活命，可以偷偷摸摸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但切莫倒卖粮票、油票、肉票甚至煤球，倒卖这些就是破坏国民经济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1979年6月，在经历了18个月的牢狱生涯后，郑举选再次被释放。这时汉正街市场恢复，工商局的干部找过去的经营户做工作，鼓励街上的无职业者就地就业。这一年的11月初，在汉正街最大的国营商店“谦祥益”对门的公安巷口，郑举选搬块破门板，往两个矮凳上一搁，算是出摊了。他是汉正街重整之后第103个“个体户”，从此有了新的身份，他也成为了这个市场的精神领袖。
80年代是汉正街的黄金时代。一方面，社会物资匮乏、流通不畅、产销不对位，国营工厂里积压了大量销不出去的商品，而民间却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当时国内交通尚不发达，而武汉地理位置居中，水旱码头交通便利，于是唯独汉正街上的生意可以“买全国、卖全国”，成为了全国性的小商品集散地。
一家针织厂的垃圾堆里有大量废弃的勾针，郑举选就拖回来，请人稍加打磨就成了妇女手里的编织工具，城里乡里都好卖。武汉打火石厂积压了大量的打火石，郑举选都包了下来，卖到四川去做打火机，因为四川农村男男女女都抽旱烟，打火机是必需品。靠着15元的起步资金，只做了不到3年，他就成为街上的万元户。
形势比人强。靠着拾遗补缺，沟通有无，然后货通天下。郑举选们的生意经后来被总结为“汉正街模式”。而郑举选尽管是个盲人，但是记忆力惊人，几百种商品，几千个规格，他都能熟记在心。时至今日，下象棋是他赋闲后的最大爱好，完全心算，车来象往，一盘棋了然于胸。
尽管郑举选此后荣誉无数，成为“时代模范”，但他仍旧谨小慎微，恪守本分。“我一个人纳税抵得上十几个健康人，我从来不会少交国家一分钱。我只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因任何问题再被找麻烦。”郑举选说。
小商人的日子还是过得不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