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本弘回忆起当年创作《小鬼Q太郎》时花猫进屋的情景，不知不觉睡着了。翌日醒来，又是电话铃响，匆忙下楼，不小心踢倒了女儿的不倒翁。藤本弘灵光一闪，顾不上电话，转身回房，在画纸上草绘出了一只不倒翁一样上下浑圆的花猫。起初，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给这只不倒翁猫取名Doraneko，意为“铜锣猫”。为了更贴近少年读者，使主角更人性化，藤本弘决定将名字改成了Doraemon。emon的汉字是“卫门”，原为日本古代武官职称，Doraemon亦即“铜锣卫门”之意。就此，哆啦A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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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一条机器猫真人化的广告开始在日本播出。这帧名为《30岁的大雄》的广告由妻夫木聪出演大雄、小川直也饰演胖虎、让·雷诺扮机器猫。剧照公布后，在微博上迅速传播，掀起了一股怀念“机器猫”的热潮。而在机器猫诞生的时代，其故事投射了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梦想。
贰零零八年3月19日，日本东京霞关外务省大厅。下午5时许，外务大臣高村正彦将满满一筐铜锣烧和一纸“卡通大使”委任状递交给了一只顶着大泡泡头、无耳、三围都是129.3cm的古蓝色机器猫。委任状如是写道：“希望你身为卡通大使，代表日本，将日本的卡通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并且让全世界的人更进一步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培养更多的日本友人。”
这只其貌不扬但真诚地微笑的机器猫，在亚洲华人地区有多种译名：铜锣卫门、叮当、阿蒙、超能猫……但根据已故作者藤本弘（笔名：藤子·F·不二雄）遗愿，它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哆啦A梦（ドラえもん）。
它来自2112年，是野比世修家的猫型机器人，受主人所托回到1970年代的日本帮助世修的“笨蛋”高祖父野比大雄，借以让野比家兴旺。在跨世代的科技差距面前，它似乎无所不能，真诚、义气、善良、极富责任心。但却又不如铁臂阿童木般的完美，它是只俗猫，偶尔也会急躁、好色（共计13次偷窥静香洗澡）、贪吃（铜锣烧）、撒谎、甚至怕老鼠……
正因如此，藤本弘不止一次在谈到哆啦A梦时不住嬉笑：“它的原型就是一只系着铃铛的野猫，我家刚好有一只，说不准你家里也有。”
猫+不倒翁=铜锣卫门
1969年11月末的一天，东京都丰岛区南长崎常磐庄内，电话铃又响了。长条桌围坐着六七个约莫三十岁上下的男人，没人有意接电话，甚至没人有意抬起头来，一如早有默契，只是继续描线、上色，权当是隔壁人家的闹铃在响。
每到月底时候，聚居于常磐庄——这栋被后世称为“漫画水泊梁山”公寓内的男人们最怕的就是电话响，最不在意的也是电话响。除了学运领袖们不顾成本的宣传电话，知道这个秘密据点的只有《漫画少年》（学童社）的编辑们，但临近年关，学运的狂躁在大是大非面前似要为翌年的大阪世博会让路，打电话来的一定是编辑催稿；但最不担心的也是催稿，抛开刚搬走的“漫画之神”手冢治虫不说，聚居于此的赤冢不二夫、石之森章太郎诸位也无一不是60年代日本漫画界涌现出的新锐。
然而，唯独有两个青年是真怕听到电话响，早早便带着纸笔去了附近一家寿司店里苦思。这二人都是富山县人氏，身形清瘦者名为藤本弘，头戴贝雷帽，烟斗不离手，这是当时青年漫画家圈子里最流行的装束，原型便是手冢治虫。另一位身形稍硕者名为安孙子素雄（笔名：藤子·不二雄A），长发后系，是藤本弘的小学同学。二人初出茅庐，在东京漫画界并无根底，每遇编辑催稿，就算挠破头皮也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入夜，二人依然没想出新作漫画主人公的形象，径自回公寓休息。藤本弘回忆起当年创作《小鬼Q太郎》时花猫进屋的情景，不知不觉睡着了。翌日醒来，又是电话铃响，匆忙下楼，不小心踢倒了女儿的不倒翁。藤本弘灵光一闪，顾不上电话，转身回房，在画纸上草绘出了一只不倒翁一样上下浑圆的花猫。起初，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给这只不倒翁猫取名Doraneko，意为“铜锣猫”。为了更贴近少年读者，使主角更人性化，藤本弘决定将名字改成了Doraemon。emon的汉字是“卫门”，原为日本古代武官职称，Doraemon亦即“铜锣卫门”之意。就此，哆啦A梦诞生了。
12月，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以共用笔名藤子不二雄，将《哆啦A梦》于小学馆发行的儿童学习杂志《小学一年生～四年生》1970年第一期上开始刊载。至1980年时，同时连载《哆啦A梦》的杂志已多达89种。
从1974年开始，由藤子不二雄选出连载结束部分的短篇故事集结成单行本发行，共计45册。根据日本《出版月报》统计数据，自2000年末预计发行超过1.7亿册，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国民漫画。1987年，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拆伙后以笔名“藤子·F·不二雄”继续每年独立完成一部《哆啦A梦》大长篇（电影版剧本）创作。1996年9月23日，藤本弘正在为《哆啦A梦大长篇——发条都市历险记》电影的影画原作执笔时，突然昏倒，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因肝衰竭死亡。而恰在此前不久，藤本弘还在接受「トランヴェール」（《绿色列车》）杂志采访时说道：“我还不打算将《哆啦A梦》完结，即使彻底绞尽最后一滴脑汁，留下最后一口气，也想继续试着画下去。”不曾想余月之间，誓言成真。
当梦想照进现实
1944年，11岁的藤本弘就读于富山县高冈市立定塚小学。这个终日与漫画为伴的少年运动能力一般，学习平庸，更不善交际，如同这个北部小城一般普通，静谧。某日，一位名为安孙子素雄的转校生引起了藤本弘的好奇。与藤本弘一样，此时的安孙子素雄也不善言语，课间时候总是自顾自地在课桌上临摹漫画绘本。因为爱好相同，藤本弘主动上前攀谈，言辞间甚为投机，自此结为好友。
1947年，19岁的手冢治虫出版的处女作《新宝岛》大获成功，这让两个少年在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漫画之神”身上看到了将爱好变为职业的希望。为表仰慕，二人开始以“足塚不二雄”为共用笔名向《漫画少年》投稿，每有稿费收入，便相约看电影，锻炼构图手法。1951年，二人共同创作的《天使之玉》在《每日小学新闻》上以四格漫画的形式连载，初获好评。这一年，两个年轻人带着准备投稿的新作《宾汉》前往兵库县宝塚市拜访手冢治虫，希望得到偶像指点。没曾料到，手冢治虫只是一句“嗯，不错嘛”草草作答。二人心灰意冷，连夜返回富山老家。然而在二人走后，手冢治虫却心生赞叹，“说不准将来能成为自己一生的对手”（据《手冢治虫的世界》，大和书房出版），并将两位少年带来的作品珍藏。
1954年，已经供职于一家糖果公司的藤本弘不甘心就此中断漫画梦想，仅仅上了三天班就辞职不干，相约安孙子素雄一道“上京”。与如今中国的艺术青年大量进京“北漂”一样，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上京热潮同样是一次掺杂着希望与绝望的冒险。已在报社谋得一分安稳工作的安孙子素雄举棋不定，决定与母亲商议。母亲没有多言，只说了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安孙子素雄觉得母亲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便一气之下辞职上京。
初到东京，怀揣成为正真漫画家梦想的二人并不顺利，没有约稿，没有固定职业，收入更无从谈起，只能租住在安孙子素雄远房亲戚家的2畳（日本房屋面积单位，1畳约合1.62平方米）小屋里。直到1963年，二人合作的《小鬼Q太郎》出版，事业才稍有改观，藤本弘也以这本漫画的稿费娶妻成家，成了“正式的东京人”。
此时的日本，国民内心中对于战争的惨祸以及战后混乱、贫穷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但无不坚信日本会从焦土中急速复兴至战前水平。
这是一个经常被后世以国家振兴、经济复苏等等激荡词汇简单概括的年代，人人甘愿粉身碎骨，人人争做“企业战士”“一亿总中流”（60年代至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90%以上国民认为自身经济及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意识洪流让日本国民无不相信自己现在活得还不错，未来更会“金满日本”。而初出茅庐的藤本弘、安孙子素雄，甚至于二人笔下《哆啦A梦》中的野比大雄一家，也无一不身处这“一亿”中间阶层当中。这是一个形象模糊的群体，他们远不如社会两极那般面孔清晰，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被后人忘记；他们胆小怕事，资质平庸，缺乏上进心但心地善良，租住于租金低廉的东京郊区，父亲单身通勤，母亲全职主妇，独子，家庭经济状况温饱以上，小康上下，房东不断加租，家庭常常财政赤字，但同时也格外勤奋，守则、节俭、自律，因为他们也有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户建”，立足东京。
《哆啦A梦》第一次出刊时面对的直接读者——“哆啦A梦世代1号”（亦即1970年左右就读小学1-4年级人群）同样来自这一基数庞大的中间阶层家庭。他们家庭条件一般，没有足够的零花钱购买最新型的玩具，只能以价格低廉的漫画为伴；他们功课一般，体力一般，经常被欺负，依赖成性，希望得到英雄庇护，但又不敢奢求超人般完美；他们上进心一般，意志力一般，易满足，仅仅希望能与眷顾自己的英雄同吃同住，会陪自己去附近的空地打棒球，与胖虎的“巨人棒球队”对抗，有时还会和自己挣抢铜锣烧。
当“哆啦A梦世代1号”们在学校受到欺负、被严格的母亲责骂流下眼泪之后，总能在野比大雄身上看到自己的怯懦，总能在哆啦A梦身上找到慰藉，于不完美中萌生出“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希望。正如藤本弘在采访中所说：“哆啦A梦登场的街道和空地，以及人际关系，全部都是孩子们自身的体验。我所描绘的漫画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读者的。”（《儿童心理》1996年7月号）
